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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贡失地农民十年涅之路 失地问题不是死结

发表时间:2013-07-13 08:50      作者:曙光 来源:未知 点击次数:

  [提要] 2003年5月30日,当云南省委、省政府把新昆明发展的战略布局从“环翠湖”投向“环滇池”,现代新昆明建设率先在呈贡铲起第一锹土时,几乎没多少呈贡村民知道,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2003年5月30日,当云南省委、省政府把新昆明发展的战略布局从“环翠湖”投向“环滇池”,现代新昆明建设率先在呈贡铲起第一锹土时,几乎没多少呈贡村民知道,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呈贡区失地农民积极参加家政培训班的学习

  2004年3月的一天,在呈贡新城宣传展示会上,十多万呈贡村民像过节一样,络绎不绝地来到展厅参观“未来呈贡”,缤纷的效果图和新奇的立体模型,让他们充满憧憬。  那天,郑丽芬也夹杂在人群中,指着沙盘上的大学城鼓励儿子好好学习,争取就近考入这些大学。那时的她光顾着兴奋家门口有了大学,浑然没有意识到,其中有所大学就规划建设在自家田地上。

  2005年6月,祖居柏枝营的郑丽芬一家成了呈贡第一批失地农民。随着呈贡建城史上最大规模的征地大幕拉开,“一步城市化”让近十万呈贡农民像郑丽芬家一样,一夜之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抛进了城市化的大潮。

  呈贡失地农民如何走过这10年?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失地就失业”的城市化阵痛

  对《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再熟悉不过的郑丽芬们,突然面对没了土地的现实和未来,很快就陷入了迷茫和恐慌,“希望的田野”在哪呢?

  没人愿意失去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对农民而言,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灵魂。作为传统农业县,征地之前,当时的呈贡县总人口15.96万人,其中农民就有12.7万人。

  “呈贡农民对土地有一种生死依赖,之前,他们只做或只会做两件事,一是种花、菜、果;二是卖花、菜、果。”原呈贡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宝华说。按照规划,呈贡县有165平方公里规模的农村一次性全部进入新城建设区域。2005年,大规模征地开始,失地农民数量逐年增加。

  “没有地,我们的手艺还有什么用?以后靠什么为生?我们这一代还有补偿款,下一代怎么办?”一连串问题困扰着失地农民。刚领到20多万元土地补偿款时,郎家营社区的张恒毅还很是高兴了一阵子,但很快就发现:儿子娶媳妇、办婚礼、买房子都要花钱,这20多万元很快就会没了。算完这笔账,张恒毅感叹:农民离了地还怎么活呢?

  坐在自家门口,看着远处大学城建筑工人们忙碌的身影,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侵袭着每一个村民。失去土地,曾让李峰连续失眠了很多天,丢下锄头后的生计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位种地能手。“不能坐吃山空,没了地还得继续生活。”李峰坦言,“失地又失业”让他对未来充满恐慌。

  对失地农民而言,一次性货币补偿固然能解决近忧,却始终难以解决远虑。缺乏合理利用资金意识,让得到巨额补偿款的农民无所适从,甚至走上攀比、赌博之路,“人上了楼,思想和行为仍停留在农家小院”。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出现,拆迁和上访无疑是矛盾漩涡的中心。种种城市化阵痛袭扰着呈贡失地农民。

  “呈贡地少人多,即便没有新区建设,人均耕地面积也只会越来越少。”张宝华直言,在城市化浪潮之下,农业县呈贡迟早要面临转型,新区建设只是提前了城市化时间表。

  “失地不失望”的“四以保障”

  种田无地,就业缺岗,创业缺本,社保缺资,这是大多数失地农民的真实写照。

  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单一。贴着这些标签的失地农民,身份易改,生计难寻。

  “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大量失地农民,以及和这个群体有关的社会问题。”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杨先明表示,按照传统的思维和工作方式,只要把土地补偿款发给失地农民就算完成了征地的工作,“但是,这种单纯补偿的方式显然不适应现阶段的要求。”

  呈贡很快意识到了失地农民陷入的困境,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予以保障。“老百姓过得不好,新城建设得再漂亮也没有意义。”时任呈贡县长的吴庆昆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现任呈贡区委书记周峰越则表示:“呈贡区委、区政府的办公楼到现在都是租的,不是盖不起,我们宁愿把这笔钱用在补贴失地农民上。2010年,呈贡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已达到100%覆盖,这些全部由政府买单。”

  2004年,呈贡出台《关于解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试行办法》;2008年,推出“以地、以财、以房、以业”四项保障工作措施。

  随评

  “失地农民”问题不是死结

  大 海

  城市化的迅猛浪潮,将一块块春种秋藏的土地化作了都市脚下的基石。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和璀璨夺目的霓虹背后,赫然出现了一个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的群体——“失地农民”。如何让这一群体找到自身可靠长久的生存之道,而不是让他们在工业化的脚步声中渐渐滑向社会的边缘,成为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都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世界三百年的历史经验似乎证明了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失地农民”产生的必然性。在这一进程中,农业生产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小,把劳动人口从农业的土地上腾出,使他们成为替工业大生产提供基本动力的产业工人,不能不说是一种自然而正常的趋势。问题在于,我们的祖国在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当中,走完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在千年农耕文明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农民,也许昨天还沉浸在世世代代依靠土地生存发展的人生憧憬当中,今天却发现城市化无可阻挡的洪流已经冲到了自家门口。自己的身份,突然就从农民变成了市民。与农民相比,他们没有了土地。与市民相比,他们除了种地又没有其他技能。这让他们怎能不手足无措,怎能不惶恐彷徨。

  “失地农民”的处境自然令人同情,但中国必然走进城市化的历史性脚步却不能因此稍有停歇。我们也应该看到,发达国家的发展史向我们揭示了工业文明进程中“失地农民”产生的必然性的同时,他们发展后的辉煌也向我们证明了“失地农民”的问题不会是一个永续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失地农民”的产生,归根到底是一个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对劳动人口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失地农民”的惶恐彷徨,多半来自于没有相应技能来契合重新配置给他的劳动机会。农民失去土地后,客观上需要从农业转向其他行业。但由于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偏低,在就业方面处于明显劣势,自谋职业困难。因此,政府除合理予以货币补偿外,还应考虑失地农民的长远利益,在劳动就业方面给予必要的指导,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所需资金,可以考虑从土地出让金中划拨专款,设立再就业培训基金,以此来建立一个让失地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的长效机制。同时,还要一视同仁地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此外,还可以组织劳务输出,让失地农民在异地成功就业。从呈贡失地农民出外租地的经历可以看出,多年来在本乡土地上摸索出来的种花种菜的技术,并不会因为失去了土地就变得毫无价值。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有价值的东西就有其成为商品的可能性。如果说租地耕种存在着当地人学会技术就把地拿回去自己干的风险,那何不考虑将自己的技术包装为商品,用教授技术来求取回报。退一步说,即使传授技术目前尚处在需求量小没有市场的阶段,那么具有技术能力的人在提供劳动力时仍然会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今年年初,中央提出了将大力发展家庭农场作为我国未来农业产业的发展方向。虽然目前国内对于如何发展家庭农场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但从家庭农场发展较为成熟的美国经验上看,不管哪种类型的家庭农场,对农业技术雇工的需求都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将就业的目光聚焦到培养农业产业工人的角度上,也未尝不是一个消纳“失地农民”的可行办法。

  呈贡的“四以保障”经验在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道路上进行了有益探索,打开了透进希望的门户。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问题复杂、道路艰辛,但只要全社会群策群力出谋划策,“失地农民”问题绝不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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